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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1月15日，二十國集團在土耳其安塔利亞迎來成員國第十次峰會。這是一個需要銘記的時刻，國際社會應該為當前所處的新型大國協調時代感到欣慰，而中國民眾也有理由為中國所做的貢獻感到自豪。

　　二十國集團是一個全新的協調機制，它之誕生是各國為了合力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人們一度擔心，在度過危機之后，二十國集團將會被邊緣化，成為一個“清談俱樂部”。但是，現實情況表明，二十國集團的治理主體地位會進一步提升，其全球治理功能會進一步擴展，其有效性與合法性會進一步提高。

　　以往，八國集團峰會之際，會場外總是聚集了各種反全球化或者更準確來說是反西方化的抗議團體。他們認為，八國集團制造的問題遠比它解決的問題多。全球金融危機中，二十國集團取代八國集團，成為全球金融協調的主要平臺。與以前相比，人們多了一些期待，期待這些重要國家(very important states, VIS)能夠協調解決全球問題。人們希望二十國協調有助于推進持續的經濟增長、均衡的社會發展、安全的國際環境、穩定的國際秩序、和諧的文明共存。

　　人們之所以對二十國集團寄予厚望，是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把世界各國利益和命運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很多問題不再局限于一國內部，很多挑戰也不再是一國之力所能應對，全球性挑戰需要各國通力合作來應對。”二十國集團就是各國通力合作應對全球性挑戰的一個重要平臺。

　　可以說，二十國集團的機制創新讓它區別于以往的大國協調。比如，二十國集團“三架馬車”機制，讓上屆、本屆和下屆主席國組成一個小的協調機制。安塔利亞峰會籌備過程中，本屆主席國土耳其、上屆主席國澳大利亞和下屆主席國中國都參與進來。這樣，既保證了上次峰會達成的共識能夠保持下去，又為本屆峰會設定了議程范圍，還為下屆峰會的未來格局作了鋪墊。這樣的機制設計，讓二十國集團的議程保持了相當的連續性。同時，也有效避免了個別大國主導議程的可能性。

　　本次峰會設定的議題中，推動結構性改革、基礎設施投資的議題頗引人注目。其中，推動結構性改革是一個長期議題，特別是首爾峰會以后受到廣泛的關注。結構性改革的大方向是推動新興經濟體承擔更大的治理責任。

　　在圣彼得堡會議上，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提出，要讓金融穩定理事會研究自己的組成結構，以回應外界對它的代表性的質疑。之后，經協商、金融穩定理事會決定，保持全體會議70個席位不變，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五個國際組織的正式席位由兩個減少為一個，但允許這些機構的另一代表以觀察員身份與會。國際組織騰出來的席位，由阿根廷、印度尼西亞、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獲得。

　　當然，推動新興經濟體承擔更大責任，往往也意味著需要賦予它們一些權利。而這往往又會引起發達國家的“不快”和“不安”。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改革的共識迄今不能得到落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個別國家反對這種權力轉移。本屆峰會能否達成新共識，我們還需要作進一步觀察。

　　基礎設施議題無疑是讓我們眼睛一亮的主題。盡管在莫斯科峰會、布里斯班峰會就已經提出，但是，本次峰會提出基礎設施議題具有特殊意義。這是中國進入“三駕馬車”的第一年，這也意味著基礎設施議題有望連續三年成為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回顧過去可以發現，中國提出的基礎設施倡議從一開始受到質疑，到逐漸獲得國際認可，進而成為可能的集體行動方式，是一個艱難的過程。

　　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為例，亞洲國家、歐洲國家的積極回應表明，對基礎設施投資合作的需要是強烈的。因為，從功能主義的邏輯看，集體行動是對需要的滿足。沒有需要，就不會有集體行動。然而，一些美國官員和學者指出，現存國際機構可以滿足這些需要。這種疑問是可以輕松駁倒的。確實，現存機構可以滿足這些需要，我也認可它們有這樣的能力，關鍵是它們沒有這樣的意愿。基礎設施，投資大，見效慢，這在西方國家是個老大難問題。中國提出的倡議，本來是互利共贏的，一方面與中國的國內需要相聯系，另一方面也能彌補因為西方國家低意愿(reluctance)而造成的資金缺位。

　　所以，中國做的事情，就是在起一個帶頭作用，迫使那些依舊希望領導世界的國家不能落伍。事實上，中國提出基礎設施投資動議后，日本才決定進行1000億美元投入，用于改善亞洲國家基礎設施。如果不是中國行動在先，日本可能不會為國際公益做出投入。中國的加入，打破了國際公共物品的壟斷供應，讓原來的“買方市場行為”難以為繼。像一切市場競爭一樣，得益的是最終消費者。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行為，提高了供應方的成本，但是，降低了需求方的成本。從市場的角度看，這應該屬于競爭的范疇。

　　無疑，正常的競爭是有益的。但是，中美之間并不涉及秩序之爭的問題。而在二十國集團框架下，中美之間的協調會多于競爭。一方面，中國雖然倡導成立了一些國際機構，但是，這些機構的主要參與者，也都是現存機構的主要參與者。不像歐共體與歐自聯成員不相重疊，更不像北約與華約成員間針鋒相對，相反，新成立機構的主要成員是現行國際秩序的基礎。

　　另一方面，即使在現存國際機構中，讓新興國家發揮更大影響是普遍趨勢。安理會在改革、八國集團向二十國集團演變、金融穩定論壇向金融穩定理事會演變，都說明了這些問題。在未來，越來越多的新興國家會承擔起國際治理的責任，這一點共識在二十國集團2010年以來的年報中都有提及。

　　這就是說，讓新興經濟體發揮更大影響，是一個自然的趨勢。順應這個潮流可以讓國際治理機制的效率得到提升，而違背這個潮流則會阻礙國際治理機制作用的發揮。因此，充分調動新興經濟體擴大和加深對全球責任的分擔，讓集體行動去政治化，這將是未來大國合作需要努力的方向。

　　當然，大國關系是非常復雜的。兩個大國之間，協調可以說無處不在，但同時競爭也無處不在。我們既不能因為協調無處不在，就說兩國的合作無處不在；也不能因為競爭無處不在，就說兩國的沖突無處不在。在大多數問題領域，協調和競爭是同時存在的。如果協調多于競爭的話，可以將其視為合作為主；反之，競爭多于協調的話，可以視為沖突為主。

　　因此，降低競爭的烈度，掐滅沖突的苗頭，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更高層次大國合作的基礎。國際關系史上，沖突總是大國關系的一條主線。大國關系的形勢經常會直轉而下，起因在事后看完全是無關大雅的小事。但是，當前所處的時代，是一個進步的時代。時代要求各國以符合這個時代的方式行事。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數百年來列強通過戰爭、殖民、劃分勢力范圍等方式奪取利益和霸權，逐步向各國以制度規則協調關系和利益的方式演進。現在，世界上的事情越來越需要各國共同商量著辦，建立國際機制、遵守國際規則、追求國際正義成為多數國家的共識。”

　　目前，中國以愿意協調的姿態步入國際政治的舞臺中央。在包括二十國集團在內的全球和地區多邊機構中，中國都在以協調者的身份全面參與國際治理。中國要做到樂于協調，也要善于協調。對此，國際社會要樂于面對、敢于面對。中國受到的尊重越多，它的投入也會越多；而它投入的越多，也必然會受到更多的尊重。（作者：盤古智庫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王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