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1月2日電
王光英同志生平
中國現代民族工商業者的優秀代表，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中國民主建國會和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的杰出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第八屆、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七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三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委員，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第五屆、六屆執行委員會副主席，第七屆、八屆執行委員會名譽主席，原中國光大（集團）總公司名譽董事長王光英同志，因病于2018年10月29日21時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
王光英同志，原籍天津，1919年8月出生于北京。少時在北平志成中學讀書，1938年考入北平輔仁大學化學系學習，畢業后留校任教。1943年后，歷任天津近代化學廠廠長、天津利生針織廠廠長，天津市工商聯秘書長。1956年后，歷任天津針織品織造公司經理，天津市工商聯副主委兼秘書長，全國青聯副主席，天津市政協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河北省委會主委、天津市委會副主委，全國工商聯常委、河北省副主委、天津市主委。1979年至1982年，歷任民建中央副主委、天津市委會主委，天津市工商聯副主委，天津市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天津市副市長。1982年，任民建中央常務副主委。1983年至1993年，歷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光大實業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名譽董事長。1993年后任全國工商聯名譽主席，中國光大（集團）總公司名譽董事長。曾兼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名譽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名譽會長，中國國際科學和平促進會會長，中國紅十字會名譽副會長等職務。
王光英同志是第一屆、二屆、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八屆、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六屆、七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王光英同志是中國現代民族工商業者的優秀代表。早在青年時代，他秉承“實業救國”理念，以技術入股形式與友人創辦天津近代化學廠，開始步入商界，后出資創辦天津利生針織廠。1954年7月1日，他帶頭對近代化學廠進行公私合營，為天津市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起到了表率和促進作用。1955年10月，毛澤東同志邀請全國工商聯全體執行委員到中南海懷仁堂座談，他積極表態，帶頭投身社會主義改造熱潮。改革開放后，他衷心擁護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擔任天津市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天津市副市長期間，充分發揮懂經濟和外貿的特長，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在發展天津對外經貿聯系方面取得顯著成效。他是中國光大（集團）總公司的創始人。1983年，他受國家委托在香港創辦光大實業公司〔中國光大（集團）總公司前身〕。作為改革開放后第一個總部設在香港的中資企業掌舵者，他制定了“扎根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實事求是，講求實效”的經營方針，聯系引進了大量資金和關鍵技術，用中外合資方式完成了廣東磨刀門工程、圍海造田工程、江門橋工程等大型建設項目，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
王光英同志是中國民主建國會和全國工商聯的杰出領導人。他1950年3月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多年擔任民建中央和地方領導職務。他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全身心投入多黨合作事業，認真履行職責，為民建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贏得了廣大民建會員的支持和信賴。他從事工商聯工作50余年，對工商聯事業充滿感情。1950年，作為天津市工商聯的首任秘書長，他具體策劃、組織了天津工商界抗美援朝反美愛國示威大游行，號召天津工商界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與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德，堅決擁護支持抗美援朝，毛澤東同志對此親擬電文予以嘉勉。在擔任全國工商聯領導期間，他帶領全國工商聯廣大會員認真履行職責，為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積極建言獻策，為全國工商聯各項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負責工商聯吸收新會員試點工作中，他按照自覺自愿、因地制宜和各有側重的原則，積極探索壯大會員隊伍的新途徑，推動工商聯建立地方組織，形成全國性組織網絡。為推動開展以扶貧開發為重點的“光彩事業”，他組織全國工商聯積極為企業提供咨詢服務，鼓勵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以項目投資為中心，多種方式并舉，促進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為支援少數民族地區發展和貧困地區脫貧致富、加強東西部地區協作發展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積極協調下，全國工商聯多次組織會員企業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到歐洲、美國和港澳等國家和地區開展商務考察、業務訪問。1992年，在他的積極促成下，中華工商時報社成功訪問臺灣，在海峽兩岸產生了良好反響。他還經常勉勵年輕的民營企業家，一定要與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德，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引下，努力開拓自己的事業，多為國家和人民作貢獻。他一生為工商聯的發展殫精竭慮、嘔心瀝血，深受廣大工商界人士的尊敬和愛戴。
王光英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早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受革命家庭的影響，曾冒著極大風險陪同母親董潔如幫助中共地下組織傳送情報，掩護地下工作者。抗日戰爭后期，他興辦民族工業，向解放區低價出售大量軍用物資和醫療用品，為中華民族獨立和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作出了積極貢獻。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及時向劉少奇同志反映了天津工商業者因不了解政策紛紛關廠關店致工人大量失業的情況。中共中央高度重視，委托劉少奇同志到天津指導工作，及時穩定了社會情緒，恢復了工商界的生產信心。新中國成立后，他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真誠實踐“聽黨的話，跟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諾言，被周恩來同志譽為“紅色資本家”。“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受到嚴重沖擊，但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始終沒有動搖。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擔任天津市副市長，雷厲風行、夜以繼日地工作，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掌握情況，恢復和整頓天津商業一條街，受到中共天津市委和市政府的充分肯定。在半個多世紀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肝膽相照、患難與共的歷程中，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感情始終不渝，同幾代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成為中國共產黨信賴的摯友和諍友。
王光英同志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他長期擔任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領導職務，積極參加國家政治生活，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協商。他認真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責，以高度的責任感參與立法、協商、監督等各項活動，為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他十分關心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經常深入基層開展調研，就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等經濟社會熱點難點問題建言獻策，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視和社會各方好評。他堅決反對“臺獨”、反對分裂，希望早日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晚年身臥病榻仍關注兩岸關系的發展變化，為促進祖國完全統一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他廣交朋友，與海外眾多政界、經濟界、文化界人士建立了密切聯系，曾出訪歐洲、北美、非洲和東南亞等地，參加經濟、科技、文化等方面交流活動，為促進我國對外友好交往、宣傳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被譽為“人民外交家”。
王光英同志一生熱愛祖國，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進步。他堅持原則，團結同志；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勇于開創，敢于擔當。他將個人命運和中華民族的榮辱興衰融為一體，把畢生精力都傾注到國家建設和發展中。他的崇高品德和無私奉獻精神，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懷念。
